本文原載於2001年7月19日《香港經濟日報》

中港澳合作 賭波一條龍

陳炳強

一個地方究竟應否允許足球博彩合法化,無疑是當地市民和行政當局的最終選擇結果。但博彩的存在是否須視如洪水猛獸般嚴加防範、抵抗呢?值得大家討論。

足球博彩的存在會否令到一些人存有僥倖投機的心態呢?這個可能性確實是不能排除的。因為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會存在一些貪婪和投機取巧的人。

從文化上看,任何博彩活動,包括足球博彩都屬於一種娛樂文化,因為其他娛樂文化所具有的特點,博彩活動也基本上具備。所以難怪儒家的最高權威人物,被譽為至聖先師的孔子都表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一種擲骰博戲)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幹幹比閒為好)。”

儘管我們不能憑這句話就將孔子理解為一種鼓吹博奕活動的人,但起碼孔子亦沒有完全忽略了人們需要適度的娛樂文化來調劑身心的中庸取向,更沒有全面否定博戲存在的價值。法律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所謂“過猶不及”,任何事物超出了適度範圍都是危險的,即使如在網上玩 ICQ,處理不當都會出問題。然而,出現在心理上、精神上的問題並非透過法律手段可以解決的。試想一下,自由戀愛可能會導致三角戀、四角戀,令當事人及其家人受到極大困擾,是否可以透過立法禁止自由戀愛呢?

其實,社會上許多問題都只能透過對症下藥才能得到較圓滿的解決,在某些領域內,法律所起的作用是不大的。而且儘管青年人處事不一定十分成熟,但最基本的分析和自控能力還是具備的。有些人可以相信年輕人在波譎雲詭的政治選舉中,有足夠的分析能力去為自己的神聖投票行為負責(投票所押下的政治注碼,其影響後果是非同小可的),為甚麼就不相信年輕人通常亦可以具有為自己在足球博彩中所承擔風險的判斷能力呢?

賭波稅收非不義之財

假如政府要將足球博彩納入法律的監管範圍,是否又意味著會鼓勵賭博呢?這不是一言以蔽之的問題,例如港澳的法律都允許居民享有罷工的自由和權利,享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我們不能簡單歸納為政府特別鼓勵市民進行罷工、參與宗教活動,應該說政府只是透過法律去賦予市民有權享有或拒絕參與相關活動而已,將足球博彩合法化亦只意味著市民在法律規範下可以選擇享用或不享用這一特殊娛樂;而且有監管總比沒有監管要好一些。

《賭博問題諮詢文件》強調賭稅收益不是對賭波合法化的主要考慮因素,其實,又何須恥言其利呢?首先足球博彩的稅收絕非“不義之財”,對投注者購買(下注)特殊娛樂服務所付出的費用徵收稅項,是正常的,當然政府有責任勸喻市民理性投注,但這是另一個討論問題;其次世界上很難找到完美無缺的事,最關鍵是要衡量其綜合效益。

中港澳可開源搞慈善建設

昔日中國內地高呼「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寶」,今天正如火如荼地籌備著足球彩票的發行,其實港澳與內地何不在“一國兩制”下,嘗試在各自法律允許的範圍下,尋找三地在足球彩票上的合作空間,以便將這一市場規模擴大,讓三地政府有更充足的財稅資源去從事慈善、文化的建設,這不是沒有現實意義的研究課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