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2004年12月7日香港《商報》

香港應否開設賭場?

陳炳強、陳秉松

近日自由黨及立法會“泛聯盟”成員均提出在大嶼山開設賭場,迅即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究竟香港開設賭場是否如自由黨主席田北俊所言一舉數得,抑或如一些市民所言得不償失?

其實,筆者早在澳門賭權開放前,已在香港報章及著書闡述香港在“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政策下,完全有足夠法理依據去自行決定是否開設賭場。但基於區域優勢互補互利及按照比較優勢理論分析,筆者當時建議香港最宜以“借腹生仔”的模式與澳門合作,然後按協議比例分享澳門的賭場收益。這樣香港既可以避免了付出重大的社會成本;澳門又可以在實力雄厚的“大哥哥”配合下,如虎添翼,應是一個獲取雙贏的理想方案。

正當澳門因賭稅大幅增長而給公共財政帶來可觀盈餘,以及國際上對博彩娛樂的看法轉趨正面之際,飽受財赤困擾的香港重新出現開設賭場的呼聲,這是很正常的。不過,筆者認為,目前香港開設賭場仍不是最優的選擇。

賭場稅收未必樂觀

田北俊曾撰文表示“如果我們開設賭場,一年稅收不難以百億元計”,但我們不妨以澳門去年的賭場收益來作分析。去年澳門賭場毛收入創下了歷史性的高峰,約為278億元(港元,下同),但其中有約八成來自博彩中介人(俗稱的賭廳廳主)。如果剔除中介人帶來的毛收入,澳門去年11間賭場獲得的毛收入只有約56億元,由此創造的稅收及公益建設費用(約佔毛收入40%)為22億元左右。大家知道,澳門的賭廳業務通常與?碼仔(官方名稱為博彩中介人的合作者)有密切關聯,而且還會開展賭場借貸活動。不知按田北俊構思的賭場是否也考慮開設由中介人經營的賭廳,以及一併把?碼仔及賭場借貸等問題也考慮進去。如果把這些問題考慮進去,現時香港社會勢必出現極強烈的反彈聲音。如果不考慮引入中介人業務,只考慮吸引中場客,甚至只將賭場定位為大嶼山的一個旅遊娛樂配套項目,在欠缺規模效應的情況下,香港賭場的效益又能否達到預期般理想呢?還有,開賭場畢竟要付出一定的社會成本和代價。

發揚賽馬彩票優勢

由於處事應該避重就輕,所以香港與其現階段殫精竭慮去爭建社會上存有較大爭議性的賭場,何不集中各種力量,運用創新思維去把已經具備國際良好聲譽和競爭優勢的賽馬及彩票事業辦得更出色。

回歸前中央領導人一再強調香港“馬照跑”,這就隱喻?賽馬的盛衰將成為反映香港繁榮安定的一項重要指標。回歸後香港賽馬投注額下跌,改善投注狀況固然是賽馬經營者的責任,但香港各界人士,包括港府在內,亦應從大局?眼,合力推動賽馬事業越辦越精采,賽馬稅收持續增長及讓賽馬公益的覆蓋範圍不斷擴大。在爭取擴大賽馬客源上,港府可考慮出面協助賽馬經營者向中央政府提出,爭取內地以彈性的方式或修改相關法律,准許內地居民跨境投注賽馬。

在彩票方面,香港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推出六合彩以來,一直運作良好和享有高度的公信力。然而,單憑港人投注六合彩,彩池始終有限;另一方面,內地的彩票業仍然處於較低的發展水平,投注額雖然持續增長,但彩票投注額在內地生產總值所佔的比重遠低於彩票業發展成熟的國家或地區。香港與內地的彩票,都是以不牟利和突顯社會公益性為主,因此在“一國兩制”下,在內地與港澳的合作層面越益寬廣的背景下,香港應?力加強與內地合作發展彩票業。

加強合作達雙贏

合作方式可以是多種多樣,其中可以考慮,內地(或者初期先在廣東省試點,進而在泛珠三角及其他省市)與香港聯合發行一種彩票,並委託香港執行有關工作,以利用香港彩票業的公信力去吸引彩民興趣。其實,彩票跨域聯網發售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內地也存在?區域性的聯網先例。可以預見,如果香港能與內地加強彩票業的合作,單是把地下彩票的投注額轉向合法的公益彩票,投注額就有可能取得驚人的突破。此外,我們還樂於見到,香港與內地彩票的合作,可為內地福利彩票及體育彩票的整合帶來新動力,特別是為進一步規範內地彩票市場,以及為遲遲未能出台的全國性的彩票法帶來催生作用。

另外,在賭業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香港在適當時候難免亦須要全面檢討其博彩政策。假如香港將來普遍認定開設賭場是有效的應對政策之一,以及當與內地合作發展賽馬和彩票取得明顯成效,港府的威信得到應有的提高後,不妨考慮以全新概念去營造賭場,即設法把賭場升華為一個富有文化內涵的博彩遊戲場。事實上,中國古代不少博彩遊戲,都深深吸引?很多高雅文士玩樂。因此香港若能將中國古代的一些博戲重新整理、包裝,將之加以現代化、機械化、電子化的改造和開發,香港的博戲場就一定會大放異彩。過去一些“恥於言賭”的人也許會本?體味古代文士的風雅,而一嘗博戲的雅趣。

總之,香港與澳門、內地若能按照優勢互補的原則,在博彩業上恰當地進行互補互動,並以創新思維經之營之,最終大家定能共同以最低的成本代價而取得最大的經濟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