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香港媒體的職業道德問題

邱淑君*

 

隨著大衆傳播文化對社會思想和行爲的滲透和影響日益深遠,新聞從業人員的整體素質,尤其是他們的道德狀況,愈來愈爲新聞媒介及新聞團體所重視。

 

與澳門隔海相望的香港,是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在“政府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之下,大衆傳媒在形式和內容上,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充分的商業化特徵和高度的商業自由。爲了爭取更高的市場佔有率,香港媒體在職業道德與銷量之間的天秤逐漸失衡。

 

本文將從分析香港傳媒職業道德的現況、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弱化的原因、表現等,探討香港傳媒提升職業道德的迫切性及方法,藉此希望引起傳媒工作者對相關問題的思考。

 

香港新聞道德逐漸弱化

 

隨著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傳統的道德標準受到嚴峻的挑戰;在生産力迅速發展的同時,社會經濟倫理關係也發生深刻的改變。一些新聞從業員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念出現混亂,導致了職業道德行爲的失範以及腐敗現象在新聞界開始滋生蔓延。

 

過去,香港新聞界很有幹勁,但時至今日,新聞界不顧自身安危、奮勇發掘事實真相的精神,已有所變質;至於新聞道德與責任感,除少數堅持原則的報刊外,更多的是挾持“新聞自由”的名義,而將新聞道德及作爲傳媒的責任感拋諸腦後,饗以讀者知之權利的,卻十居八九是“八卦消息”、名人起居隱私、甚至是新聞人物的變態形象。這些報道只爲滿足好事之徒的好奇心,作爲茶餘飯後的笑柄而已。

 

今時今日所見的香港報章,所謂“大報”(銷量大)成了“小報”(格調低),頭版消息充斥鮮血淋漓的社會新聞,愈是殘暴、變態,就似乎愈受編輯的垂青,將之加鹽加醬,炮製出不堪入目的版面。不夠變態的,編輯甚至可以“導演”一番,甚至利用天災大禍來煽情。

 

造成今日傳媒職業道德弱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方面:

 

一、外部原因。

 

市場競爭激烈,媒體迎合大衆口味,罔顧專業操守。香港雖是個彈丸之地,但日報、期刊、電子報章、電視台、有線電視、衛視、電台等多種多樣的媒體為求生存,彼此之間的競爭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商業化的經營手段,讓媒體誤以爲,能在市場上找到最多受衆的,就有資格稱爲強勢傳媒,報刊銷量、電台電視收聽率、收視率數位,就被媒體絕對化地當作唯一衡量傳媒表現的指標;爲了爭取這個指標,可以不擇手段,可以不理會傳媒傳業守則,更不會顧及傳播影響。

 

在市場導向的大氣候影響下,傳播事業有丕變爲一種“傳播商業”之虞,新聞工作商業化,部份傳媒業者在廣告利誘下,迎合市場多過報道事實。爲了擴大盈利,媒體愈來愈走低俗路線;爲了刺激銷路,到處挖人私隱、嘩衆取寵,於是,紅色揭密、金色誘惑、粉色佳麗、白色兇殺、黑色恐怖充斥報端,而將倫理道德拋到腦後。

 

基於這種處理新聞的方向,一個專題報道,記者搜集資料回來後,跟編輯要商討的,就是“賣點”;“賣點”可以是一句話,被訪者一個動作、一個手勢甚至一個表情。隨著製造賣點、煽情新聞的過份報道,刺激了受衆的胃口,受衆對傳媒報道的一般“賣點”新聞興趣正在下降,甚至愈來愈冷淡,於是,報道只有不斷升級,爲了吸引受衆的注意,只有製造更新、更刺眼的花樣。

 

基於這種經營方針,令管理層在做決策時,懷有“無所謂可以或不可以,一切都是相對的,最重要的是嘗試”的觀念,藉以迎合受衆的低級趣味。爲求銷路,老闆都愛選用大膽的員工擔任老總一職。於是,在競爭下,記者也好,編輯也好,老總也好,都在不斷下試一個道德尺度。相信大家還記得,年前一份周刊因刊登一張被虐明星裸照,結果,令整間周刊260名員工成了祭品,面臨失業。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年轟動一時的“陳健康事件”真相曝光後,香港市民並未像外界所料想的那樣,對製造虛假消息的報紙作出應有的反應,刊登陳健康消息的報章也並未因此而銷量下降(該報僅發表道歉聲明)。對傳媒肆無忌憚地剝奪受衆知情權的行爲,香港市民卻表現出相當的寬容和健忘。

 

其實,這正反映出對資訊的需求使得受衆對傳媒過度依賴,乃至成爲一種習慣,以至於對傳媒低品質內容的見怪不怪和無可奈何。另外,一些受衆的獵奇心理和庸俗趣味也需要得到傳媒的迎合,從而得到某種滿足。這些人恐怕不在少數,也並非僅僅局限于低下層人士。這也是爲甚麽香港傳媒中淫褻內容雖屢遭口誅筆伐,仍然大有市場的根本原因。

 

受衆素質的參差不齊,以及對傳媒的過份依賴和姑息,使傳媒在香港社會中不斷“做大”,還得以獨享新聞自由的好處並成爲新聞自由的“權威解釋者”。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教授陳韜文認爲,商業考慮成爲媒體主管最重要的考慮,情況令人擔憂。報章太著重商業元素,許多篇幅和資源都用在容易吸引讀者的社會新聞上,因而忽略了反映社會真正的問題,例如香港目前面對的經濟難題、政治發展正處於瓶頸位置等等。

 

二、               內部原因。

 

1、以生意理念辦報。

 

過往,新聞界內有一笑話是,與誰人有仇便勸他辦報刊,意謂必虧蝕無疑。詭異之處就在於:“文人辦報,報刊可保存理想,文人以新聞道德、社會責任爲座右銘,但虧蝕卻是無可避免”;今天換轉了商人辦報,報社得以盈利,但不會再顧及新聞道德與責任。

 

今時今日的新聞界,尤其是香港的新聞界,大部分以盈利爲最大目標。新一代的商人,對報刊業完全以現代商業角度來處之,利用他們的金錢和其他生意上的必勝之道來經營報刊,不管是用作壯大其集團的勢力及作爲市場推廣之用,或視報刊業爲發財快捷方式,都令報刊業出現了轉變。

 

從前的出版人掌管管理事務,總編輯掌管內容,營業部掌管廣告及市場推廣的工作,這種分工已出現不少變化。其中,出版人在經營壓力下,逐步插手內容;營業部爲了爭取客戶,開始拉攏採編部合作或成立爲廣告客戶服務的採編部;採編部也在市場壓力下,要從促銷及廣告客戶的取向上,偏離了原本的獨立性。這一切都在逐漸轉變中,變得不著痕迹,加上老闆爲了控制成本效益和管理效率,增設總監及行政總裁的職位,令管理層更形複雜和多變,令採編部這片只管內容的“淨土”出現蛻變。

 

香港曾經有一名報社高層,在報界資歷深厚,又曾於香港政府新聞處工作,習慣恪守新聞道德,對每宗新聞每個用字都要求嚴格,“傳聞”、“消息人士”、“內幕料”等詞語幾乎不准刊登。但他不是老總,權力只能控制在自己管轄的一角,無力左右整份報章的風氣。

 

老闆深知他的存在價值,卻說:“報紙要有他幫忙把關,但他卻萬萬不可當老總,否則,所有新聞都會被他閹割掉。”用“閹割”這個字眼,證明傳媒老闆看新聞的觀點,其著重於陰暗面、穩私,多於報道事件始末本身。

 

據香港特別行政區職業訓練局統計,香港有超過一萬多名新聞從業人員,其中約60%受過新聞專業教育。全港記者總數約爲3千人左右,一線記者多爲入行不久的年輕人,腿腳勤快但經驗不足,知識功底也不紥實。

 

由於一線工作較辛苦且報酬不高,故而人員流動很大,記者即使幾年內不轉行,也會升遷到其他部門或職位,所以,香港記者的職業素養無從保證。

 

基本上,香港媒體聘請記者,並未有特別的要求,例如需要相關的新聞學專業資格等;更有段時間,個別傳媒老闆甚至下旨建議:聘請一些當過編劇的人來當記者。因爲會編劇的人,最會說故事,起承轉合,高潮結局,都會掌握,拿捏得當,文章寫出來,格外吸引。

 

同時,香港的媒體,除香港電台外,似乎所有媒體都沒有一份專門爲新聞從業員而設的內部守則,而公司亦缺乏完善的培訓機制,新入行的記者,只靠有經驗的前輩“指導”一至兩次,便要獨立出外跑新聞,在沒有必須遵守的守則作爲採訪的依據,只能老闆要甚麽,便給予甚麽。

 

2、錯誤理解新聞自由。

 

一些傳媒和新聞從業員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違背社會倫理道德,就是因爲誤以爲加鹽加醬報道煽情新聞之類的行爲是新聞自由、保障公民知情權的表現。例如女星裸照事件中,周刊卻宣稱爲了“忠於知情權”和“基於傳媒披露事實真相的基礎精神”,而刊登受害人的裸照。但這種做法真的是爲了公衆利益嗎?

 

香港傳媒工作者中的編輯和主管人員,均受西方新聞自由觀念影響頗深,所以強調編輯自由和新聞自由,對外界的意見和批評反應敏感,動輒以“聯署簽名”或“發表聲明”等方式反擊。

 

1997年前,香港某中文報章曾發表一篇內地官員對香港回歸後立法會設置情況的談話。文章甫出,香港社會譁然,並引起國際關注,就連採寫該文的記者也感到莫名其妙。原來主編在編輯文章時斷章取義,並加入個人看法和臆測,結果使該文與事實幾乎完全相反。

 

當報紙老闆對其進行批評時,該主編竟認爲修改文章是編輯的自由,不容干涉,拒絕認錯。在香港傳媒,“意見可以不同,事實必須尊重”的原則,已被一些傳媒篡改爲“事實可以不同,意見必須尊重”。

 

香港無傳媒的自律條例。香港新聞記者協會曾制定過有關記者的專業守則,基本上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傳媒自律信條相同,但卻很少有香港這樣一個特殊地區傳媒自律應有的特性。事實上,該守則也相當籠統,而對於香港傳媒目前存在的比較嚴重的問題,諸如披露個人隱私,宣揚暴力、性等,並沒有詳細的規定。況且,香港的新聞社團組織鬆散並缺乏代表性,故而也就缺乏約束力。

 

2000年,香港報界發起的自律性組織——香港報業評議會成立,由香港本地11家報紙、兩個新聞團體以及教育界、法律界有關人士共28人組成,正副主席由非業界人士擔任。但香港發行量最大的三家中文報紙均沒有加入該會。該會曾考慮將許可權範圍擴大到對色情、暴力的投訴,但遭到香港新聞記者協會的強烈反對。

 

由於香港報業評議會是自發組織,有關投訴處理不僅不具法律意義,還有可能面臨非會員報紙的誹謗起訴,因此該會不得不考慮向立法會申請有限豁免被起訴的權利,以避免涉及不必要的法律糾紛。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社會對該組織能否真正起到促進報業自律的作用,多持審慎的觀望態度。

 

迫切須要提升傳媒職業道德

 

全面提升傳媒職業道德,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其意義主要為:

 

一、               有利於社會道德的加強。

 

新聞媒體本應體現公正、公開、正義的原則,從而對社會風氣起到正面且積極的促進作用。但香港的現狀卻是:傳媒或者藉口承擔了不可替代的社會責任而要求完全的新聞自由,以幫助其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或者把自己等同於一般産品的加工廠,而放棄承擔某些重要的社會責任。

 

部分香港傳媒將損人缺德的醜行大肆宣揚,但對社會有深遠影響的事卻不聞不問,或只輕輕帶過,缺乏客觀理性分析。誇張煽情爲主導,知識不獲提倡,所散播的是唯利是圖的功利投機意識。

 

要知道大衆傳播媒介是社會教育的重要部分,市民從學校畢業以後,傳媒成爲了個人知識和心智成長的教育工具,一個社會的民心、民智都受著傳媒的影響。試想想,每天打開報章或雜誌,如果頭條新聞不是血腥的兇殺案,就是渲染暴力的倫常慘劇,甚至是某某影星的私隱新聞,民衆的質素該如何提高?由此可見,傳媒的敗落將禍及社會,香港傳媒全面提升職業道德迫在眉睫。

 

二、               有利於媒體的生存。

 

衆所周知,香港的傳媒除香港電台屬政府所有和管理以外,其他幾乎都是以企業形式存在並以商業規則運營,有些還是上市公司,經營報紙只須進行商業註冊即可。香港是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在“政府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下,大衆傳媒在形式和內容上也不可避免具有充分的商品化特徵和高度的商業自由。與一般的社會商品所不同的是,資訊産品除了經濟利益外,還必須承擔社會責任,而這個社會責任正是社會和受衆對傳媒進行“他律”的目的和傳媒必須進行“自律”的原因。

 

但是,有調查顯示,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香港傳媒的公信力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有人認爲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香港傳媒的商業化程度正在不斷提高。近年,香港傳媒出現了不少新問題,降低了服務質量,所以引起公衆對媒體日益不滿。

 

從長遠的眼光來看,傳媒把職業道德放在合適的位置上是很有必要的。失去應有的權威性和公信力,新聞媒體和新聞從業人員的社會地位一落千丈,到最後受害的,就是傳媒本身。

 

三、有利於提升自身的競爭力。

 

時下香港媒體和新聞從業員間的競爭愈演愈烈,傳媒競爭的本質是爭奪受衆,競爭的結果可能是你死我活:一部分傳媒因爭取到數量巨大的受衆而活,另一部分傳媒因無足夠的受衆支撐而死。誰都想贏得受衆,穩住並擴大市場佔有率。當內容上以低級趣味增強可讀性來迎合讀者好奇心的刊物處於競爭優勢、吞食市場份額時,傳媒就爭相效仿。

 

其實,要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之中站穩陣腳,靠的不是突出賣點的煽情新聞,也不是誇大失實的故事,而是傳媒的公信力。在香港,一些有明確辦報宗旨、公信力和信譽較好的報章如《明報》、《信報》等,銷量雖不及《東方日報》和《蘋果日報》等,卻一直保有一定的銷量及廣告客戶。由此可見,報業新一輪的競爭,應著重於看誰能稱雄優質報道。

 

在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之間取平衡點

 

報章既然是資訊傳媒,又是市場商品,發行數量的多少,直接關係到報館的存亡。因此在編稿時,採編人員在題材選擇和內容剪裁上花點心思,尋覓賣點去吸引讀者,完全無可厚非。關鍵之處在於,究竟是以甚麽樣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去主導工作的全過程。尤其在港澳地區,並不存在行政干預新聞的情況,一切全靠報紙的自我衡量和選擇,所以恪守良好的新聞道德,對報紙來說顯得份外重要。

 

香港傳媒要全面提升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可從以下幾方面努力:

 

一、遵守新聞報道原則。

 

從業員應以有關團體諸如香港新聞記者協會所制定的守則,作爲報道原則及處理新聞的依據,尤其是處理一些對社會有重大影響的新聞,如有政府的政策或涉及色情、暴力、血腥等新聞。

 

香港報業評議會所制定的《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第三條明確規定,新聞從業員在處理新聞的時候,尤其是涉及暴力、性罪行、自殺等社會新聞,應避免淫褻、不雅或煽情。

 

香港記者協會也曾就“處理自殺新聞方法”發出指引,認爲,香港新聞界不宜完全不報道個別的自殺案件,而應在報道自殺新聞和避免産生“模仿”效應之間求取平衡。

 

指引認爲,除非涉及重大公衆利益,否則應低調處理有關新聞,報章應在內頁刊登有關新聞;電台及電視若真的要播報有關新聞,必須顧及電子傳媒對公衆的巨大影響力,而把有關新聞安排在非主要新聞時段內播出。報道時應避免繪影繪聲地描述自殺的過程和所採用的手法。傳媒應避免予人錯誤觀念,尤其是使青少年以爲用自殺手段可以一朝成名,故此,報道自殺者的名字和刊登照片之舉,可免則免。

 

另外,亦強調新聞界須尊重自殺案件中事主家人的私隱,不要雪上加霜,加添他們的傷痛,更不宜簡單地將責任歸究于任何一方;要深入探討自殺的趨勢與及相關的補救方法,宜同時提供一些防止自殺的輔導機構或服務的資料,以便有需要者尋求其他解決方法。

 

二、要掌握好平衡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分寸。

 

傳媒固然是商品,但絕不僅僅是商品,也是社會公器。那麽,傳媒如何在利潤與公衆利益之間取得平衡呢?這有賴傳媒老闆、新聞工作者和傳媒消費者共同努力了。

 

正如《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守則》第四章所說,公信力是一家優秀傳媒機構的基石,必須長時間建立起來的;從業員也要時刻警惕,以保持公衆對傳媒的信賴。現今的香港新聞從業員,應恪守職業道德,從而提高傳媒的公信力。

 

要有效提升傳媒的公信力,媒體就必須留意內容的編排,要達到引導受衆關心社會問題的效果,在這個原則之上,頭版所排放的,不應是血腥的暴力新聞或倫常慘劇,而應放置一些重大的事件如政府發表的政策等,而那些“黃”、“黑”類的新聞,尤其涉及性犯罪及自殺的新聞,應放置在不起眼的位置上。

 

其次,報業主的主觀努力配合,也是不可或缺,因爲光有從業員實踐報道翔實公正不偏不倚力求避免利益或角色衝突,那還是不足夠的。

 

傳媒評論人更應該不斷提醒報業主,有沒有自覺提供足夠空間,分隔開新聞和非新聞的業務,使新聞從業員不致在集團利益箝制下自我設限,自我審查,委曲求全,甚至報道不力。

 

另外,受衆方面,無論是現今,或是日後的新聞從業人員,抑或是作爲未來社會棟梁的年青人,又或是身爲讀者,我們都有責任與權利去監察傳媒,糾正社會歪風。

 

業界自律的重要性當然是毋置疑的,可是假如業界濫用新聞自由,不懂自律,因而導致社會風氣日趨惡劣,廣大的讀者便須要負起監察傳媒的責任,讀者應該認識到自身的權利與義務,絕不能因一時的好奇心而助長歪風,應以實際行動維護我們的社會道德。

 

在“黃色新聞”時代的熏陶下,長遠而言,損失的將會是讀者。只有讀者反省這種報道內容衍生的問題,不斷批評,才有助儘快改善傳媒傳遞“黃、賭、毒、黑、邪”的歪風,因爲讀者是新聞工作者的唯一主僱。

 

三、               設立查證機制堵截虛假新聞。

 

香港中文報刊編輯部,大都沒有設立新聞查證部門。日常實務中,編輯辨識事情真相、審核新聞來源可信性,倚靠甚麽機制?只憑個人判斷。在例常新聞海洋中尚不易迷失,可在追尋新聞線索和複雜人物關係中,張冠李戴之事常有;缺乏整體編輯資源配合時,往往掛一漏萬。

 

新聞編輯向記者求證文稿內容,是恪守把關人規則;類似查核程式是必須但不足夠。人治不足恃。記者是資訊搜集者,基於職業本能的自衛心態,加上易受消息來源誤導,匆忙間摸不透資訊盲點,最好以查證制度支援編採人員,確保新聞品質可靠。設立查證機制,傳媒經營者必須投入資源,重視後勤支援,務使虛假新聞或片面傳聞不易“出街”。根據查證守則,重視交叉求證,以地氈式手法查驗特派員、撰述員和作者稿件。編撰人員改寫稿,必須傳給特派員回流複核,檢驗有否編審加工時形成錯漏、歪曲等情況。

 

這種“四腳凳”的制度,將編輯、特派員、撰述員和新聞研究員“綁在一起”,發揮集體互動能量,互相制衡。反複查證文稿,仍難確保資料真實時,就由編輯決定,或尋求其他佐證,使不致觸犯報道失實或歪曲原意、誹謗他人之弊。

 

美國著名雜誌《時代》就秉承這種編輯方針;而香港《亞洲周刊》創刊後,即設資料研究部,聘用新聞研究員,從事全職資料求證工作。這個資料求證機制的目的,只有一個:“保證一切事實的正確”。

 

四、               要做到“有所言”和“有所不言”。

 

言論自由包括“有所言”和“有所不言”,前者可歸入積極的言論自由範疇,後者則可歸入消極的言論自由範疇。

 

媒體對個人私生活,尤其是隱私的喋喋不休或過度曝光,往往會惹火燒身,被人以侵權爲由告上法庭,這方面的教訓何其多也。當然,其中不乏有媒體的正當輿論監督,但不能否認的是,某些缺乏自律意識的媒體在官司中敗訴其實是咎由自取。可見,新聞自律是新聞媒體的靈魂,新聞媒體要正當行使新聞自由,在“有所言”的同時,也要做到“有所不言”。

 

在新聞立法明顯滯後,媒體更應強化自身的自律意識,不應濫用“話語權力”製造嘩衆取寵式的“媚語”或“噪音”。必要的沉默往往是清醒的自律意識的體現,建議香港將來在新聞立法中,將“有所不言”的自由界定爲新聞自由的基本內容,並對媒體正當的“沉默權”予以明確的保障。

 

五、               加強在職培訓。

 

現今的傳媒行業,並沒有對在職工作者有太多的照顧。有志進修的傳媒工作者,如不是重投院校,另攻一門學科,便是放洋留學,無論是採取哪一途徑,都必須停業停職,但卻未必是人人付得起的代價。

 

在國外,一些機構都會爲在職記者,提供在職培訓。例如美國的“偵查報道記者及編輯組織”(IRE)、佛羅里達州的Poynter Institute傳媒教育中心以及哈佛大學的Nieman Foundation。以上三個機構,兩個爲傳媒老闆建立,一個爲記者自發組成,宗旨可綜述爲:在不同培訓層面,透過提升學員的採編製作技術,對有關科技的掌握、豐富個人認知素養,造就真正的優質報道。

 

資深記者不單要有僂籅瑣犑@技巧,亦須有經常更新的認知內涵,以及貫通其中的基礎:嚴謹的新聞專業操守。事實上,記者要在群衆之間穿梭往來無窒礙,所賴者不外“信用”二字,信用一旦受損,業界監察政府或社會的功能難免土崩瓦裂。

 

結論

 

在高度市場化的導向之下,香港媒體的競爭日益劇烈,爲了增加銷量,提高市場佔有率,而不斷迎合受衆的低級口味,高舉“新聞自由”的旗職,卻在踐踏新聞自由;另外,不少香港傳媒工作者,都將跑新聞單純的當作是一份工作,從而忽略了作爲傳媒工作者應負的社會責任,造成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的弱化。

 

爲了更好地發揮媒體監督社會的作用,增強媒體自身的質素以更好地面對愈趨激烈的媒體競爭,香港媒體實在有必要全面提高職業道德,當然,需要自我監管的,實在不應止于前線新聞工作者;大老闆也要瞭解到傳媒作爲社會公器,並不可能只爲集團利益服務,如果業者肯經常反省這個問題,傳媒公信力看來就不用日夕掛在嘴邊。

 

新聞道德說到底就是新聞從業員爲維護自己的形象的制度規範。新聞道德若能納入良性迴圈的軌道,不僅可以保護新聞工作者自身的形象,而且對社會關係的調節也起著正確的導向機制作用。

 

當然,傳媒操守涉及法制、法律、傳媒結構的系列問題,沒有簡單的一刀切答案,但是嘩衆取寵的虛假新聞,把傳媒的公信力幾乎摧殘得下降至零,教訓可謂深刻。報刊經營者如有遠見,應看到煽情血腥的路只會愈走愈窄,而報業新一輪的競爭,並不是看誰最血腥,而是看誰能稱雄優質報道。

 

(*作者乃澳門社會發展研究會會員、新聞從業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