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可容納更多城市開設賭場嗎

 

陳炳強*、陳秉松**

 

        以培訓中國中高級官員為主的新加坡「中國市長班」課程,一直受到中央組織部及教育部重視,2005年培訓班的期未考題之一就是分析新加坡政府允許開設賭場的決策過程;而北京大學亦於20057月宣佈首次招收博彩管理碩士。這兩則消息是否可解讀為中央有意為未來進一步發展博彩業而鋪路呢?

 

        誠然,單憑上述消息難以揣測中央的態度。但無論如何,廣泛探討中國可否容納多個城市(包括香港)開設賭場,已愈來愈有現實意義。

 

應以發展戰略眼光看賭場存在

 

        筆者認為,新加坡領導人對開設賭場所持的見解,頗具前瞻和啟發性。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宣布開設賭場計劃時強調,新加坡必須提升競爭力,否則將成為亞洲區內的“落後地區”;資政李光耀也曾指出,倘不開設賭場,新加坡將落後鄰國,肯定會面對更多麻煩。可見,新加坡是把開設賭場放置在提升國家綜合競爭力和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的戰略層面來考慮,而不是只著眼於截流賭資,“肥水不流別人田”等急功近利和低層次的問題。

 

        在此,我們還有需要適當區分“博彩活動”與“博彩業”兩個不同概念。博彩活動本身屬於一種“零和遊戲”,不會創出更多的社會財富;但博彩業作為一個產業,它直接、間接帶來的經濟效益是不容否定的,其在產業鏈中可發揮的作用更是不容低估。新加坡毅然決定開設賭場,正是要把構建中的產業鏈加上賭場這一重要環節。

 

        無可否認,在中國,除澳門特區外,任何城市開設賭場都會引起極大的爭議。反對的理由之一是,開賭有悖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固有價值觀。不過,從儒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孔子的言論到晚清大儒曾國藩整治金陵的行動來看,都沒有全面否定過博彩存在的價值。孔子曾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一種擲骰博戲)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幹幹比閒為好)。”詩聖杜甫更有“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詩句,以描寫自己在博彩過程中,光著上身、赤著雙腳大呼大叫的樣子。著名愛國女詞人李清照更對博戲情有獨鍾。所以很難說,中國古代聖賢及傳統文化一定不能容許博彩存在。

 

        面對博彩業這把雙刃劍,如何儘量減少其負面影響,包括減少病態賭徒的出現,確實需要社會高度關注及尋求有效的解決辦法。但必須強調的是,禁賭從來不是杜絕病態賭徒出現的良方;開放賭禁亦與鼓吹賭風不能混為一談。正如政府立法允許居民有權遊行、罷工,並不代表政府鼓勵居民天天去遊行、罷工。

 

若以社會制度分析,當今不少奉行資本主義的國家、地區仍嚴禁賭博,即使美國的彩票出台也曾經歷禁、放、禁的過程;反之,社會主義國家如朝鮮、越南,以及一些宗教國家則早已設有賭場。因此,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不應成為內地衡量應否開設賭場的標準。

 

賭場可為中國引發新產業鏈

 

        當前,我國正致力打造為一個國際旅遊大國,如何有效整合旅遊資源,發掘新的旅遊增長點,提供優質、多元的配套服務,以滿足不同國際旅客的需要,是有關方面必須要認真思量的問題。其實,作為文化產業的組成部分,大型、先進、具特色的博彩娛樂場的設置及相關博戲的開發,不但可對中國旅遊業及服務出口帶來正面價值,而且還有助引發新的產業鏈形成,為創意人才提供大展拳腳的舞台。

 

        平情而論,在幅員遼闊的中國土地上,不可能長期只有一個城市經營賭場,這不但會影響中國整體服務出口的競爭力,甚至會制約著文化產業的發展強度,收窄創意人才的發揮空間。

 

        所以,中國(包括港澳特區)似乎有需要在全國一盤棋的佈局下,共同作出宏觀的博彩發展規劃,對娛樂場、賽馬場及其他能吸引旅客的博彩項目進行合理的城市分佈,既要達到國家及城市本身的經濟及社會發展戰略目標,又能防止博彩業過度膨脹和因欠缺相應規管,給經濟及社會造成負面衝擊。

 

        在開設博彩娛樂場方面,內地可於初期嘗試選擇一至兩個市場經濟相對比較成熟、外國商務旅客較為集中的城市作試點。待掌握經驗後,才再適當地、穩步地擴大試點範圍。第一期的試點城市最好能與澳門保持一定的空間距離,以與澳門形成互相呼應,而不是短兵相接的局面。

 

        監管方面,內地娛樂場牌照的審批必須牢牢掌握在國務院直轄的部門或組織手上,並要對娛樂場營運形成多層次、多方位的監管機制。同時,有關監管部門或組織本身,其運作亦須具有高透明度,以及須在嚴密的監管機制下接受其他部門及社會實質有效的監督。其中,可制訂完善的法規、政策,以鼓勵民間檢舉娛樂場及相關監管部門可能出現的不規則及不正常行為,並對檢舉人及其家屬給予適當的人身安全和原有職業保障。

 

合理佈局港澳得益

 

        此外,內地還可考慮透過向國內外公開招攬方案的方式,徵集有利於提升國家及開賭城市本身旅遊業競爭力、優化城市形象及服務功能,以及激活文化產業發展的方案,最終可擇優取錄或與多個參與者互動交流,然後再糅合出一個最佳的方案,當中固然要對參與者的知識產權給予合理保護。方案敲定後,再透過招標或其他方式,找出理想的開發者和經營者,以落實有關方案。當然,亦可參照新加坡的方式,直接向財團招標,然後再進行甄選。

 

         總之,在賭業全球化和強調創新思維的年代,中國應以更積極的態度處理博彩業問題。只要處理得當,全國城市間的博彩業肯定會得到更好的互補、互動和互相促進的效果;港澳從中定必找到更大的發展機遇。

 

 

(*作者乃澳門社會發展研究會理事長)

(**作者乃澳門社會發展研究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市場策劃公司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