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佛教文化特點及其旅遊資源開發

——以普濟禪院為中心進行探討

林世田*

澳門人傑地靈、歷史悠久,尤其在佛教文化方面,其宗教活動場所之豐富,地域特色之濃郁,構成澳門獨特而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澳門傳統的廟宇建築,特別是佛教建築普濟禪院等,延綿數百年,吸引了為數眾多的遊人參觀。

 一、嶺南佛教是澳門佛教的源頭活水

澳門佛教作為中國佛教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它的歷史必然與中國佛教,特別是嶺南佛教的歷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可以說,中國佛教特別是嶺南佛教,是澳門佛教的源頭活水。基於此,先探討一下嶺南一帶佛教傳播與發展的情況。

1、早期佛教傳入的重要通道。考古資料證明,早在新石器晚期,嶺南地區百越民族與東南亞及太平洋島國就有往來。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海上絲綢之路形成,廣州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這一時期很多印度譯經僧通過這條海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廣州成為很多外國僧侶開始其傳教活動的場所。因此海上絲綢之路也成為傳播佛教的重要通道。著名學者馮承鈞在其所著《中國南洋交通史》中說:“南海一道亦為佛教輸入之要途;南海之交趾猶西域之于闐也。………是欲尋究佛教最初輸入之故實,應在南海一道中求之。”

譯經僧通過翻譯佛經,帶來了佛教的新觀念,影響了中國人的觀念。如古代中國只有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觀念,而晉太始年間在廣州翻譯的《十二遊經》,傳播了“四天子”說,如:東有晉天子,人民熾盛。南有天竺國天子,土地多名象。西有大秦國天子,土地饒金銀碧玉。西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馬。這種天外有天的新說,打破了傳統的天下觀念,因此佛經的翻譯是古代影響深遠的文化輸入。

2中國禪宗的重要發源地。太虛大師說過:中國佛教特質在於禪。而說到禪宗則不能不說到求那跋陀羅、菩提達摩和慧能三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求那跋陀羅於元嘉十二年(435年)由海路至廣州,他所譯出的《楞伽經》是中國禪學的基本著作,對中國禪學特別是禪宗的傳播影響巨大。《楞伽經》是關於禪法的,由於求那跋陀羅傳播禪法的種子,後來得到達摩、慧可等人的弘傳,形成一派專講《楞伽經》的楞伽師,最後蛻化為中國的禪宗。在楞伽師的傳承堙A求那跋陀羅被推為第一代祖師。

菩提達摩被奉為中國禪宗的初祖,他是在梁武帝普通年間(520-527年)從廣州入華的。從初祖菩提達摩到三祖僧璨,禪法只在師徒間流傳,影響不大,沒有形成嚴格意義上的佛教宗派。從道信至弘忍,建立了以湖北黃梅為中心的規模較大的僧團,這就是所謂的“東山法門”。

最能體現中國佛教精神的是慧能所開創的南宗禪。六祖慧能(638-713年)俗姓盧,生在嶺南。慧能於672年到湖北黃梅參拜弘忍大師學法。慧能初見弘忍,弘忍便問他:你是哪那堣H?來這堥D什麼?慧能回答:弟子是嶺南人,來到這堨u求作佛。弘忍說:你是嶺南人,哪堹鄑@佛!慧能回答:人有南北之分,佛性並無南北之分。慧能的回答使弘忍大為震驚,就安排他隨眾勞動。在慧能入寺8個月之後,弘忍命700徒眾各呈上一首偈語,誰悟了便是繼承人。慧能因為他只是幹雜事的,沒資格參加。神秀是上座和尚,眾望所歸,他在半夜三更時分,獨自掌燈,在佛堂的南廊寫下一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慧能聽到後他要求也做了一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使惹塵埃。”弘忍擊節歎賞,便把世代相傳的法衣交給慧能,正式傳他為禪宗六祖,並親自送他到渡口,叮囑他不要把自己是禪宗六祖的身份過早暴露,免得有禪宗的僧人來爭奪。

慧能來到嶺南,在獵人的隊伍奡蝜L了15年的隱居生活。如今華人社會中吃素的人都知道一項方便法門,就是親友臨時請一群人吃飯而忘了替客人中素食者準備蔬菜之時,只吃?菜中的蔬菜,例如菜式中有一盤芥蘭炒牛肉,素食者便專挾芥蘭而不碰牛肉,此謂之“吃肉邊菜”。這“吃肉邊菜”的法門,來自禪宗六祖慧能在獵人隊伍堛漪G事。據《六祖壇經》說,慧能得到傳衣後來到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至四會,避難獵人隊中,一共15年,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吃肉邊菜。在唐高宗年間(676年),在廣州遇到印宗法師,印宗法師為他剃髮,授戒。不久慧能又從廣州到了曹溪寶林寺,在這堙A慧能正式開山傳法,被稱為六祖大師,嶺南便成為了禪宗的重要發源地。713年慧能在新州圓寂,弟子將其遺體運回曹溪,法相一直保持至今。

3、市井僧的出現。唐宋時期,嶺南有一種經商婚居的市井僧,時人稱之為“師郎”。這些市井僧不遵守佛門的清規戒律,經商娶妻,名為僧人而實際上俗人一個。莊綽在《雞肋編》作了生動有趣的描述:“廣南風俗,市井坐估多商人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室家,故其婦女多嫁於僧。欲落髮則行定,既剃度乃成禮。……嘗有富家嫁女,大會賓客,有一北人在坐,久之迎婿始來,喧呼王郎至矣!視之,乃一僧也。客大驚駭,因為詩曰:“行盡人間四百州,只應此地最風流;夜來花燭開新燕,迎得王郎不裹頭。”這些市井僧只是穿著僧人的服裝,打著僧人的招牌,把出家當做一種謀生的手段。說到嶺南的市井僧有家有業,吃肉喝酒,這與敦煌晚唐五代非常相像。

敦煌文獻中記載了敦煌僧人喝酒吃肉,擁有家產,蓄養奴婢等等違戒行為。為甚麼在東南和西北大約在同一時期會出現如此相類似的違戒現象呢?最主要的原因是遠離中原地區,像敦煌在唐前期以前是中央政府經營西域的基地,與中原聯繫密切,這時僧人沒有違律現象,自“安史之亂”之後,敦煌淪陷吐蕃統治之下,直到張議潮收復敦煌,奉中原正朔,建立半獨立的歸義軍政權,期間有250多年與中原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而嶺南地區過去被視為化外之區、荒蠻之區,交通不便,經濟落後,因此會出現如此嚴重違反戒律的事情。

4、流放僧影響嶺南佛學。中古時期的嶺南,交通不便,經濟落後,可以說是蠻荒之地。因此,唐宋以來凡是被判有罪的僧人,經常被流放到炎熱荒蕪的嶺南。在被流放到嶺南的僧侶中,影響較大的有大慧宗杲和憨山德清。在禪宗的發展史上,生活於兩宋之際的大慧宗杲佔有重要地位。他獨具智慧,對南渡之初的政治局勢有清醒的認識,力主抗金以圖中原恢復。他與力主抗金的侍郎張九成過從甚密,得罪權臣秦檜,紹興十一年受到秦檜的迫害,飽受流放之苦。

大慧禪師生逢亂世,抵禦外侮、保家衛國是時代的主旋律,衡陽10年、嶺南5年的流放生活,更堅定了他的忠君愛國之心。他說:“予雖學佛者,然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宗杲的這種忠君愛國之心,代表了那個時代仁人志士的共同心聲,這些清清楚楚地反映在他的禪學思想中。他提出的“菩提心則忠義心”的主張,正是 “以忠孝作佛事”理論的最好詮釋。

憨山德清,明末四大高僧之一,他的思想學說,表現在許多方面,並不拘守一宗一派。雖是禪門宗匠,而極力倡導禪淨一致,尤致意于華嚴。他在五台山講“華嚴玄談”,聽眾有萬人之多。皇太后曾送3,000兩黃金為他建寺居住,當時山東遭災荒,他把所有的錢用來賑災。萬曆十四年神宗印刷《大藏經》15部,分送全國名山,慈聖太后特送一部予東海牢山,因無處安置,又施財修寺,稱海印寺。萬曆二十三年,神宗不滿意皇太后為佛事耗費鉅資,這樣就遷罪於德清,結果以私創寺院罪名充軍去廣東雷州。時雷州旱荒,饑民死亡載道,他發動群眾掩埋並建濟度道場。當地官民仰慕他的學德,他即以罪犯服裝登座為眾說法,創開嶺南的佛教風氣。萬曆二十八年秋,入主曹溪,開闢祖庭,選僧受戒,設立僧學,訂立清規,一年之間,百廢俱興。他為複修南華寺大殿,曾自往端州採運大木。曹溪是中國禪宗的祖庭,但到了明末久已荒廢,經德清銳意經營,始恢復舊觀,因此,他被稱為曹溪中興祖師。

德清在佛教內主張禪淨雙修,對外又宣傳儒、道、釋三教的調和。他說“為學有三要”: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德清在廣東的傳法活動和中興曹溪的努力,對嶺南佛教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禪淨兼修、三教合一的佛學思想,不僅促進了居士佛教的興起,而且為遺民逃禪提供了理論依據。

5、遺民僧給僧侶結構帶來變化。明朝滅亡,滿清入關,在這明清易代之際,遺民逃禪成了時代的風氣。此時的嶺南,皈依即是歸隱,遁入空門即是保持氣節,僧舍尼庵成為抗清志士們的避難所。在遺民僧堶情A有許多是士大夫出身,中過舉人,點過進士,深受傳統儒學的薰陶,能詩會畫,經世致用。隨著遺民僧的大量湧入,給佛門注入了新的血液,也使清初的嶺南佛門呈現出許多新的精神風貌,沾儒風,擅外學,會通內外,遺民情結,由此導致了佛教內部僧侶結構的變化和風格的演變。

綜上所述,嶺南佛教具有儒釋合一、禪淨雙修、經商理財、遺民情結等特點,所有這一切都對澳門佛教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都可以在澳門佛教中尋出端倪。 

二、澳門佛教的歷史發展——以普濟禪院為中心

1.普濟禪院的建立。澳門佛教活動場所有40多處,主要寺院有普濟禪院(又名觀音堂)、菩提園、竹林寺、藥山寺、功德林等,其中普濟禪院歷史最悠久、規模也最大。寺院背倚半島北部望廈山,建築形式沿中軸線有大雄寶殿、長壽殿、觀音殿三重主殿,兩序配殿依次是西側天后殿、地藏殿、語清室、龍華堂、樂靜堂、祖師堂,東側有關帝殿、大客堂、檀越堂等,此外還有報恩堂、藏經樓等。

在觀音殿內所塑的十八羅漢像中,有元朝時來中國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之形象,鬍鬚捲曲,眼睛突出。創建於明末的普濟禪院,是澳門本土佛教有史可考的最早記錄。原名觀音堂,因供奉觀音菩薩而得名。在望廈村的西面,原有一所觀音古廟,是土著村民所建,規模較小,每逢觀音誕辰,只許本地村民膜拜,排擠外地信眾,因此當時居澳的福建籍人士便另建觀音堂。觀音堂建成後,300多年來,幾經擴建,終於發展為規模巨大、莊嚴宏偉的普濟禪院。關於普濟禪院的始建年代,眾說紛紜。一般認為該院建於崇禎五年(公元1632年)。證據有二:一是普濟禪院大雄寶殿古銅鐘;二是普濟禪院後山的崇禎五年建的普同塔。無論如何,普濟禪院是澳門最古老巨剎,歷史悠久、規模宏大、建築雄偉。

2.開山祖師大汕和尚。普濟禪院建立不久,中國大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明清鼎革,遺民逃禪成為時代風潮。在這股洶湧澎湃的遺民浪潮衝擊下,嶺南佛門出現了空前的繁榮。據不完全統計,僅皈依在曹洞宗第三十四代傳人天然函罡座下的“今”、“古”兩輩遺民,包括出家者和居士,就有100多人。遺民逃禪的風潮不僅對嶺南佛門有巨大的影響,對澳門佛教的影響也是至深且巨的。甚至可以說,正是明末清初的遺民僧,掀起了澳門佛教發展的第一次高潮。遺民僧中對澳門佛教影響最大的,首推石濂大汕。 

 大汕(1633  —1705年),江蘇吳縣人(一說江西九江人)。大汕“幼而警敏,善畫仕女。作詩有佳句,有故出家,蹤?詭秘。”大汕出家的原因不詳,傳說曾當過府縣門役,因“以訟亡命”而“剪髮為頭陀裝”。中年以後,大汕來到廣州,在廣州一住30年。初時以賣觀音畫為生,得到平南王尚之信的賞識,住持廣州城西長壽寺。

大汕交遊很廣,經常出入官紳、士人中間,與當時名流都有交往。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春,大汕應越南國王邀請前往傳法一年,滿載金銀珠寶而歸。因為得罪了嶺南的一些名士,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被粵東按察使許嗣興以“訟上”、“通洋”等罪名抓來治罪,押解至贛州,當地皈依者甚眾,又被江西巡撫李基和押回原籍,死於途中。不過,當大汕尚未獲罪時,即1696年秋回廣州後,便出鉅款修建長壽寺、峽山寺,並擴建澳門普濟禪院。

長壽寺位於廣州城西郊,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巡撫御使沈正建所建,至康熙初已廢。經大汕重修的長壽寺,具有池沼、園林、宮室之勝。內有離六堂,池水與江潮相通,池上有小橋。清遠峽山寺,又名飛來寺,為平南王尚可喜所重建,後轉贈大汕作為長壽寺下院。

澳門普濟禪院祖師堂,是專門紀念禪院開山祖師大汕和尚的內堂,堂內懸挂著大汕的自畫像。兩旁的對聯“長壽智燈傳普濟,峽山明月照蓮峰”,道出了他的傳法業績,也透露出這些寺院之間的密切關係。大汕的早期學法經歷,難以詳考。他自稱是道盛的嗣法弟子。大汕著有《證偽錄》一書,將覺浪定為第二十八世,他自己當然也就是第二十九世傳人。這一說法雖然在當時不能被大多數僧侶、文士所接受,但卻被澳門普濟禪院所承認。今天普濟禪院祖堂中的《西天東土歷代祖師菩薩蓮座》,上寫“洞宗第二十九世開建長壽飛來石濂大汕太祖太老和尚”,  奉大汕為開山祖師,推崇備至。

大汕的禪法思想和人格特徵,包括其俗世化傾向、三教合一觀念、禪淨一致理論與實踐、不忍忘世的情懷、富有商人氣息的風格等等,都明顯地受到了嶺南佛教的影響,並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澳門佛教的特點與走向。

大汕晚年雖然受到清當局的關押和許多士大夫的冷落與批評,被貶為“混?法門,追逐名利的投機家”,被稱為“妖僧”,以至死於押解途中,但在澳門,由於大汕對普濟禪院的重修,和他對澳門佛教及中國傳統文化的貢獻,而受到普濟禪院及澳門佛教界的廣泛推崇。可以說,說到澳門佛教,不能不說普濟禪院;而說到普濟禪院,則不能不論及大汕和尚。

大汕重修普濟禪院,其意義不僅在於擴大了規模,更重要的是,在17世紀末中西文化交錯雜陳的澳門,通過對普濟禪院的重修,這一具有中國傳統風格的寺院便成為堅持和保存中國文化的陣地,同時也成為明末清初具有反清思想的文人士大夫的雅集之所。在17世紀末,西方天主教正通過澳門傳向中國內地。此時的澳門,教堂林立,教士聚居,教徒紛雜。中西文化相互交錯、相互矛盾、相互融合,西方教堂與東方禪林並列雜陳,中華文化受到了巨大的挑戰與衝擊。在這個時候,大汕重修普濟禪院,猶如樹起了一座中華文明的豐碑,對於中國文化的保存與發揚有著不可估量的重要意義。

重修之後的普濟禪院,同時也變成了不肯降清的明末遺民文士的聚集地。現在,普濟禪院中仍存有?刪的草書屏條、天然函罡的行書詩軸、澹歸和尚的《丹霞日記》和行書條屏、羅岸先畫的《米南宮拜石圖》、黎簡的行書對聯和隸書中堂、陳恭尹的詩幅等等。“普濟禪院在3個多世紀中成為了在澳門這個中西文化雜陳的都市中保存和展示中華文化的中心地”,這與大汕的貢獻是分不開的。

3、近代澳門佛教的振興。到了清中期以後,佛教在全國範圍內呈現出衰落趨勢,澳門佛教的發展也陷入停滯。到了清末及民國初年,隨著大陸佛教蓬勃復興,澳門佛教出現了第二次高潮。

澳門佛教在近代的發展,首先表現在寺院的普遍重修和擴建上。寺院是佛教活動的主要場所,寺院的多少和規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佛教的興盛或衰落。普濟禪院經過大汕的重修之後,清代再重修兩次,拓展園亭,增建僧舍,西廳各堂及地藏殿亦相繼落成。今日所見的普濟禪院,是由清代最後一次重修擴建而奠定。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澳門佛教走向興盛,表現在寺院的興建上。其中,1911年的竹林禪院、1925年的無量壽功德林、1933年的菩提禪院和藥王禪院相繼建成。無量壽功德林和藥王禪院屬於淨土宗,其他兩個屬於禪宗。

同時,在上世紀40年代末,澳門佛教界還有一件意義非同尋常的事情,就是近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虛雲大師到澳門弘法。1947年農曆八月初一日,應澳門佛教僧俗兩屆的邀請,虛雲大師來到澳門講經說法,在原平安戲院開示歸戒。此次說法,盛況空前,影響甚大,皈依者眾多。虛雲大師的澳門弘法,在近現代澳門佛教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4、澳門佛教特點。澳門民間信仰影響深遠,且與澳門佛教的關係非常密切,經常處於相互混雜之中。媽祖信仰、觀音信仰是民間傳統信仰的兩個中心,對其他海神和傳統民間神祗的崇拜亦很普遍,而所有這些都與佛教信仰相互交織在一起。佛教與民間宗教的相互交織是澳門佛教的另一個主要特點,這一問題既涉及到民間信仰的起源及在歷史上與佛教的相互影響等歷史問題,又涉及到當今澳門各寺觀廟宇群神共處、一般信眾逢神即拜、神佛不分等現實問題有關。據澳門傳媒報道,起碼有90%以上的家庭每日燒香拜佛,家堻]有佛龕,早晚三柱香,節慶日進廟參拜。可以說家家觀世音,戶戶阿彌陀。

三、澳門佛教文化資源與旅遊開發

目前澳門媽閣廟前地、亞婆井前地、崗頂前地、議事亭前地、大堂前地、板樟堂前地、耶穌會紀念廣場、白鴿巢前地等多個廣場空間,以及媽閣廟、港務局大樓、鄭家大屋、聖老楞佐教堂、聖若瑟修院及聖堂、崗頂劇院、何東圖書館、聖奧斯定教堂、民政總署大樓、三街會館(關帝廟)、仁慈堂大樓、大堂(主教座堂)、盧家大屋、玫瑰堂、大三巴牌坊、哪吒廟、舊城牆遺址、大炮台、聖安多尼教堂、東方基金會會址、基督教墳場、東望洋炮台等20多處中西式歷史建築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可以說這些建築以西式建築為主、中西式建築互相輝映,代表了澳門400多年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精髓,是西方宗教文化在中國和遠東地區傳播歷史的重要見證,也是400多年來中西文化交流互補、多元共存的結晶。

然而我們也不無遺憾地發現,這堻熊M沒有一處是佛教建築,這與佛教在澳門的歷史地位極不相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佛教文化與旅遊的共贏發展。

如上所述,澳門擁有獨特的佛教文化資源,因此,把澳門佛教優秀文化資源的開發納入到澳門旅遊開發整體規劃中,充分有效地利用佛教文化旅遊資源,著力開發新的旅遊“亮點”,推出富於本地特色的佛教文化旅遊產品,是澳門佛教界與旅遊局需要加以認真考慮和全盤規劃的大事。假若能夠以澳門豐富的佛教建築文化為載體,將所有不同派別的寺院連成一線,共同開發,使遊客感受到澳門佛教文化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對澳門佛教及旅遊文化發展都有積極意義。

據我所知,很多寺院主持重視修持而忽視旅遊,這個觀念應該轉變,“佛教聖地”同時也可以成為“旅遊勝地”,“旅遊勝地”同時也會推進“佛教聖地”,二者相輔相成。這個方面少林寺作的非常好,做到了佛教文化的開發與旅遊的雙贏。文化是旅遊的靈魂,文化是旅遊的支撐。要以澳門豐富的佛教文化資源為載體,實施文化包裝,推出一些有特色的旅遊產品:如,一日參禪、一日念佛等具有豐富內涵的佛教文化活動,吸引更多人去朝覲觀賞,去領悟修身養性的佛教文化。


當然,佛教文化旅遊的開發,應如理如法施行,切忌胡搞亂來,弄得不倫不類,否則佛教文化旅遊也就失去了其特定的文化依託,不成其為佛教文化旅遊。


我們知道佛教文化是人類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影響到人們的思想意識、生活習俗等方面,並滲透到文學藝術、天文地理等領域,是旅遊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在大陸敦煌莫高窟、龍門石窟、雲岡石窟,以及佛教四大名山都是旅遊的熱點地區。而旅遊既是一種經濟現象,更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是一種大規模的各種文化的交流,它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對佛教文化所起的作用,隨著旅遊業的發展,已愈來愈受到有關方面的關注。

佛教文化與旅遊業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深入研究佛教文化資源,對旅遊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而旅遊業的發展,也有利於佛教文化的繼承、傳播、交流和研究。

主要參考資料:

  1. 蔡鴻生《清初嶺南佛門事略》(廣東教育出版社,1997年)
  2. 華方田《澳門佛教的起源與發展》(《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4期)

(*作者乃中國國家圖書館敦煌吐魯番學研究中心組長、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