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澳門博彩業發展與社會責任
陳炳強*



博彩業是澳門的經濟命脈,當前做大做強博彩業是澳門的必然選擇。但是,重視博彩業經濟效益的同時,亦必須要強調發展博彩業所須肩負的社會責任。只有這樣,才會真正符合澳門特區長遠利益,以及國家的整體利益。

筆者在這堜珓的社會責任,並不僅僅局限為要防止或儘量減低社會治安惡化和病態賭徒出現的問題,而是包括從更高更宏觀的層面,去要求澳門博彩業發展對推動澳門特區,以至國家的社會經濟健康、持續發展所應盡的責任。當中牽涉的責任範圍是多面的,但以下3點是值得特別注意的。1、澳門的博彩業發展應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促進澳門的都市現代化建設,去帶動其他行業的發展,為未來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創造有利條件。2、應致力推動澳門為一個擁有相當比例的外國客源的真正國際旅遊娛樂城市,而不是採取“一網打盡”的方式,憑“近水樓台”的地理優勢去試圖吸盡內地居民的賭資,以澆灌澳門特區繁榮之花。3、要有利於推動澳門多元文化的進一步發展,為旅客及本地居民能提供更多闔家歡式的娛樂、消閒場所,豐富澳門居民的文娛生活。

特區政府及博彩經營公司在履行上述社會責任應是責無旁貸的。

對“金沙效應”不應人云亦云

在進一步探討有關問題時,有必要先談談“金沙效應”的情況。

金沙娛樂場是澳門賭權開放後首家在澳門開設的美資博彩娛樂場,因而特別受到矚目。當時,社會普遍對金沙開幕寄予很高的期待,希望美資博彩公司能引領澳門博彩娛樂業走出一條新的路子,把澳門的旅遊博彩業變得更能迎合家庭樂、闔家歡的旅客,以及營造休閒耍樂的博彩氣氛取代賭檯“搏殺味”較濃的博彩模式。

在“天時、地利、人和”的多種因素配合下,從2004年下半年,即金沙開業後不久,澳門猛然成為國際投資者關注的焦點,澳門的國際地位和知名度明顯提升、“澳門概念”的逐步形成更為澳門增添了龐大的無形資產和價值,澳門的經濟數據甚至可以觸動到美國華爾街賭業股的神經;與此同時,新的博彩經營和管理文化正逐步孕育、成長。至於在2006年6月公佈的首部《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2005-2006)》,澳門在全球110個城市的“消費性服務業競爭力”排名榜中,躋身第六位,這都與賭權開放後各家博彩經營公司,包括金沙在內的努力分不開。

不過,我們有必須要從多方面去思考、評估“金沙效應”,不要人云亦云,才可以真正掌握到澳門的經濟發展動力,以及才可更準確認清甚麼樣的博彩公司,以甚麼樣的營運手法才更符合澳門的實質需要,才能更好地承擔起上述所指的社會責任,對澳門社會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及對國家全局帶來更大的助益。

我們不妨到澳門所有賭場或在其門口看一看,賭場規模不論大小,絕大部分都是依附在酒店內,賭場的入口與酒店或其他旅遊、餐飲設施的入口是分開的,即是說,小孩或其他不能進入賭場的人士都可以在酒店內或其他室內空間活動,唯獨金沙賭場及其所在的整幢建築物是純粹的“成人天地”,“兒童不宜”的禁地。很多時,你會發現,內地不少小孩是一個個孤零零蹲在金沙大門口外的行人道旁,承受著極度悶熱或寒冷的天氣,有時還顯示出徬徨、無奈的表情,不問而知,他們是在等候金沙賭場內搏殺的家人。難道這種情景就是特區政府及金沙集團所標榜、所強調的闔家歡旅遊娛樂特色?這些小孩可憐巴巴地蹲在賭場門外,難道這就是有效提升特區形象的方式之一嗎?

在此,我們還有必要分析一下“金沙效應”與澳門近年博彩業收益增長的關係。

須認清澳門博彩業發展真正動力


回歸後,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澳門社會經濟面貌煥然一新。澳門博彩業亦迅速扭轉下跌態勢,重拾上升軌道。2000年博彩業毛收入較1999年大幅上升22.4%,之後的2001年及2002年,亦分別錄得14.4%及16.9%的增幅。到了2003年,雖然是“非典”肆虐亞洲的一年,但全年博彩業毛收入仍較2002年上升29%。

我們不妨再嘗試把2004年與2003年作一個較細緻的比較。2003年第1季度內,澳門的旅遊博彩業基本上未受“非典”影響,而2004年第1季,當時金沙娛樂場尚未開業,而且“自由行”的覆蓋面仍然有限,結果2004年第1季的博彩業毛收入較2003年同期增加了38%,金沙娛樂場及銀河華都娛樂場分別在2004年5月中及7月初開業,但2004年第3季及第4季的博彩業毛收入較2003年同期只分別增加40%及28.2%。由於2003年第2季,澳門博彩業明顯受“非典”影響而出現下滑,故2004年第二季與該季度欠缺合理可比性。

與此同時,我們亦可再參考一下統計暨普查局的估算數據,澳門的博彩服務出口(即外地人在澳門的博彩消費),2004年第4季較2003年同期增長28.2%,其增幅低於2004年金沙未開業時第1季度取得37.8%的同比增幅。

透過分析金沙娛樂場開業前後的澳門博彩業季度數據,以及考慮到2004年5月份起內地實施“自由行”的省市及覆蓋的人數愈來愈多等因素,我們有甚麼理由相信2004年博彩業錄得巨大增幅是主要來自於“金沙效應”呢?

到了2005年,內地打擊黨政機關人員外出賭博的力度明顯加大,而實施“自由行”政策的城市又進一步增多,至於部分豪客亦轉變了博彩方式與習慣,結果當年的賭場“中場客”繼續穩步增長,但貴賓廳的收益卻出現下滑,以最能反映貴賓廳業績的貴賓百家樂,全年毛收入較2004年下跌3.1%。若再按上下半年及季度分析,2005年下半年的博彩業毛收入只較2004年同期增長2.9%。其中2005年第3季的博彩業毛收入是116.04億澳門元,較2004年同期的增幅低至2.6%。社會上對此有一種說法,認為增幅較低是由於“金沙效應”推高了2004年第3季的基數,但2005年第3季的博彩業毛收入均低於同年第2季的116.2億澳門元及第4季的116.23億澳門元。很明顯,這一說法是欠缺說服力的。

在這堿鬲し糬n不厭其煩地引用這麼多數據?就是希望大家能對“金沙效應”與澳門整體博彩業收益增長的關係有一個更客觀、理性的思考。當然,我們分析“金沙效應”不應只局限在金沙可為澳門整體博彩業帶來多少毛收入的問題上,還應該作出更多方面的思考。但如果沒法準確把握近年澳門博彩業發展的真正動力來源,特區政府又如何能制定更有利於國家及澳門整體利益的旅遊博彩業政策和作出相關的措施、安排?

從相關數據可清楚看到,回歸後澳門博彩業原本已處於快迅上升軌道,又再加上後來內地實施“自由行”政策,所以正好為金沙的業務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條件。當然,金沙能夠迅速佔有澳門市場份額,並為集團帶來豐厚利潤,這都與金沙自身的努力分不開。平情而論,金沙在營銷及自我包裝方面,確實有值得同業借鑒之處。至於金沙取得的成果,金沙集團總裁也曾在公開場合中掩不住興奮的心情說,金沙集團進軍澳門後取得巨大成功,金沙的成績給了他們極大鼓勵。

正由於金沙娛樂場業績理想,進入的人流眾多,在利潤驅使下,原來尚可讓小孩欣賞水晶燈的地下大堂都已被圈為賭場而成為兒童禁地,賭檯四周人頭攢動,個個嚴陣以待,休閒耍樂更不知從何說起?現時,金沙集團正計劃在路氹填海區打造一條“金光大道”,並表示會提供多元化的旅遊、大眾化的休閒、娛樂及會展設施。如果計劃能夠全面落實,無疑是有助提升澳門的旅遊形象、豐富澳門的旅遊元素。但從金沙娛樂場現時室內每一寸土地都歸屬為賭場範圍,容不得小孩踏足的狀況來看,將來能否全部兌現,特別是在賭場龐大利益驅使下,即使設置了其他娛樂、休閒設施,甚至是會展場地,日後又會否改建為賭場,形成另一個比金沙娛樂場規模更大的“兒童不宜”“成人天地”?這確實值得廣大市民關切的。

政府應該掌握好博彩業發展主動權

毋庸置疑,不論是開設賭場,抑或增加賭檯,博彩經營公司都必須向特區政府申請,經審批後方能成事。特區政府是可以絕對掌握著博彩業發展方向的主動權。但金沙賭場及其所在的整幢建築物怎麼會變成純粹的“成人天地”,兒童禁地,特區政府是基於甚麼理念、準則進行審批的,這與特區政府一貫倡導的旅遊政策是否相符,這亦是值得廣大市民深思的。

此外,在這堶Y果能回顧一下上世紀60年代,博彩經營權轉變給澳門帶來的一次深刻影響,對賭權開放後的今天,思考博彩業發展與社會責任的問題,應可得到有益的啟廸。

在當時政府的旅遊博彩政策導向下,在幸運博彩專營合約的規範下,澳門整體經濟發展及都市現代化進程,出現了歷史性的飛躍。新口岸區出現的滄海桑田變化,澳門對外交通設施的不斷完善,以及在穩定及豐厚的博彩稅收支撐下,澳門能長期保持低稅制吸引投資者,就是其中有力的證明。而且當時的賭場、賭檯數目控制在基本上符合澳門城市規模、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範圍內,因而博彩業整體上不但未有對澳門其他行業構成直接威脅,包括人力資源方面的威脅,反而為眾多行業,包括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澳門居民的就業選擇空前提高,就業結構亦比較合理;與此同時,博彩專營合約亦規定經營者要著力推動澳門的文化事業發展。可以說,在當時政府基本穩妥的政策推動下,當時的博彩業出現了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推動澳門社會經濟文化相對較健康地發展,而在澳門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同時,澳門居民普遍感受到真正的得益,綜合生活素質逐步提高,而不僅僅是一堆統計數字的增長。

事實上,在過去40多年間,特別是在內地尚未全面落實改革開放政策前,澳門能否確保與香港的水上運輸服務不被中斷,不但關係到澳門能否保持與世界溝通聯繫的問題,而且直接影響到澳門經濟、民生發展,所以,幸運博彩專營合約明確規定,專營公司必須確保每周往來港澳的最少航班數目,以及提供快捷的航運服務。在有關政策推動下,第一艘水翼船於1963年投入服務,後來,港澳水路客運服務在政策與市場力量的雙重作用下,質量不斷提高,噴射船隊在擴大,班次基本上每15分鐘便對開1班,全天差不多24小時服務,成為了世界上最頻密的跨地域水上客運航線。

港澳海上全天候的客運服務,除了直接給澳門的旅遊博彩業發展帶來重大效益外,還為香港從上世紀70年代逐步把部分製造業轉移到澳門,為澳門80年代工業的飛速發展,以及為當時經濟的適度多元發展創造了不容忽視的條件。在各方的努力下,製造業更曾一度成為澳門的第一大產業,即使到1989年,仍高佔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的20.6%。固然,促成上世紀70-80年代製造業持續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筆者在這堣]不是要探討澳門製造業發展走向及其興衰原因,只是舉例說明旅遊博彩業的勃蓬發展,與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並不一定存在衝突。如果現時所有的博彩經營公司都能多承擔一點社會責任,多從澳門的整體、長遠利益考慮,博彩業與其他行業,特別是其他服務業之間的發展,應可起到更好的互相促進效果。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正由於當時的博彩業基本上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展現,社會對博彩業的宣傳又不會對作出過份的渲染,因而廣大澳門居民在直接、間接受惠於澳門旅遊博彩政策的效益時,大體上都能以比較平和的心態面對博彩業的存在。過去,外地人一直有“澳門人不好賭”的說法,還說澳門人對賭博有天生“免疫力”,這些說法顯然是不夠全面、科學,也不是沒有商榷餘地,但當時澳門人面對賭博的態度整體上還是令人滿意的,這無疑與當時政府較有效地監控博彩廣告宣傳及博彩業的市場拓展方向有關。不過,在這堨蝬楛j調的是,當時政府的旅遊博彩政策仍帶來很大的短視性及缺陷,對賭廳營運的監管及導向更欠科學、周詳,因而影響了旅遊博彩業往後在90年代的健康發展,同時還衍生了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

政府應訂宏觀科學審批準則

歷史己成為過去。如何把握現在,著眼未來,才是最重要的。現時最關鍵的,是特區政府要絕對把握博彩業的發展方向。行使這一主導權必須建基在一套宏觀、科學、合理、前瞻、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旅遊博彩政策上。例如,在處理賭場、賭檯的申請審批時,特區政府應該把能否有效開拓外國市場、能否有效優化澳門的客源結構(特別是賭客來源結構),是否與澳門的勞動力市場規模相適應,是否有利於推動創意產業發展,是否有利於促進區域旅遊發展等一系列內容,作為基本的審批準則,並要制定具透明度和可行的機制去促使博彩營運商落實拓展外國市場計劃及兌現其他方面的承諾。無可否認,賭場打開門口營業,當然不會理會客人的來源地,以最低成本維持或拓展最有潛質的市場,並在法律許可範圍內朝著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努力,這是可以理解的。基於此,就怪不得澳門各間博彩公司均集中火力對準內地客源,美資博彩公司更多次公開指出選擇在澳門投資發展博彩業,是因為澳門背靠中國大陸。

由於博彩經營公司的發展戰略與特區政府的應有發展戰略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因此特區政府對博彩公司的市場定位,對澳門的客源結構必須有深入的考量,以及重視政策導向。如果政府處理得當,外商及外國旅客進出內地時,都有可能特意取道澳門賭一把及觀光消費。屆時為澳門引發的商機及對區域旅遊、運輸業、創意產業及相關行業的發展,都會產生深遠影響;澳門其他行業從中亦會尋找到更大的發展空間。相反,如果政府從現時起,仍不對賭場、賭檯的增加申請制定科學、合理的審批機制,不但難以達致上述效果,甚至連酒店、度假村內的大部分在計劃中或建成後的非博彩設施,都有可能重新改建為賭場,屆時特區政府又如何把博彩業帶動其他服務業發展的目標實現呢?事實上,改建的情況並不是沒有出現過。

現時,有不少賭檯是基本上處於閒置狀態的,效益不大,但每增加一張賭檯,就會令澳門已經相當緊張的人力資源市場再繃緊一點。就業結構嚴重失衡,對澳門未來的社會發展可能造成極大的隱憂和危機。

不能長期利用內地賭資催谷澳門繁華

社會上有一種說法,認為精明的博彩公司不會做虧本生意,增設賭檯須繳付溢價金及增加很多成本開支,所以他們自然會按照市場需要而決定是否增設賭檯。這是片面的說法。從長遠來說,絕大部分的精明商人是肯定不會做虧本生意,但基於佔有市場,以及特定的經營發展策略,作出一些犧牲局部或短暫利益的措施、安排,一點也不奇怪。況且,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連夜趕科場。有市場上進進出出的情況也是常有的。再者,特區政府對於博彩業的發展,不能僅僅偏重於短暫的經濟效益,必須要肩負起高度的社會責任感。

總之,澳門發展博彩業必須重視應有的社會責任,必須要有利於澳門社會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及國家的整體利益,不能長期利用內地的賭資來催谷澳門的繁華。澳門現時最需要的博彩公司,應該是既要具有開拓國際市場能力、競爭力的公司,又能自覺承擔起上述社會責任的公司;同時,澳門應以更廣闊的胸懷歡迎外資依法進入澳門市場。另一方面,特區政府必須要以高度責任感去制訂真正符合澳門特區和國家利益的旅遊博彩政策,在政策的強力引導下,讓博彩公司積極配合,共同打造出澳門特區,以及泛珠區域旅遊合作的新天地。必須強調的是,澳門只有通過努力去爭取內地以外,特別是外國的旅客到澳門旅遊、娛樂、消費,並惠及兄弟省市,帶動區域旅遊及經濟發展,這才真正值得特區政府及澳門居民自豪和驕傲;才較好地履行好特區應盡的社會責任。

(*作者乃澳門社會發展研究會理事長)